黄埔1期生马励武钻营22年才当上了军长，1年就葬送了“榜样”部队_毕业_能力_获得了

一般来说，凡是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除非能力实在太差，通常在1944年左右，能够在军队中获得较高的职位，尤其是军长。毕竟，即便是一些在黄埔四期表现优秀且有背景的人，到了1944年也能够获得军长的头衔。阙汉骞和胡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更有甚者，像黄埔六期的廖耀湘，也在1944年升任军长，虽然他是个例，无法改变蒋系部队中晋升常规的做法——“论资排辈”。然而，黄埔一期的马励武却成了个不太常见的例外。

马励武从黄埔毕业后，便开始在蒋中正的几位大将——陈诚、汤恩伯、蒋鼎文等势力中巧妙地游走。无论在哪个阵营，他都得以在其中稳步“钻营”，这一“钻”便持续了22年之久。直到1946年6月，他终于搭上了何应钦这位大佬的“顺风车”，终于得以担任第26军军长。然而，这一荣誉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不到一年，马励武便在鲁南战役中被俘，所率领的第26师，也因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马励武，陕西华县人，最初和关麟征、杜聿明、张耀明等一同报考了黄埔一期。尽管他们毕业时同在一个班，但他们的命运却天差地别。到1930年时，关麟征已经晋升为11旅旅长，拥有少将军衔，而马励武则仍然只是关麟征手下的一名中校团附。这里要特别说明，团附和团副有所不同。团副是副团长，而团附则只是一个协助团长负责教育、训练以及动员等事务的角色，军衔上虽高于营长，但实际指挥权力相对较小。

为何马励武的职务会如此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毕业时拿到的并非正式的毕业证书，而是结业证书。换句话说，他实际上并不是黄埔的正规毕业生，而仅是一个肄业生。1913年《黄埔月刊》中便提到，马励武等人未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最终只是获得了结业证书，这意味着他在学业上并未完全通过所有课程的考核。

这样的差距在低级军官中可能不太显现，毕竟蒋系军队需要大量的人手，而像马励武这样的肄业生在战时也能找到职位。然而到了团级以上，尤其是有了番号的部队，竞争变得激烈，履历中的“肄业生”字样使得马励武在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黄埔一期的许多毕业生，都因正牌毕业的资质，获得了更多机会。

黄埔五期就存在类似的情况。原本黄埔五期是为了处理前四期的留级生，但蒋中正觉得这样不好看，于是又招了1000多名新生。这些新生中，很多人在毕业后选择加入了我党，而最终留在黄埔五期的，多是一些资质平庸的学员，导致五期之后的人才输出不如预期。

面对这种局面，马励武决定放弃常规的晋升路径，而是选择依赖“抱大腿”的方式。他开始接近蒋系大将，首先选中了陈诚。1932年夏，马励武被调任第18军第11师第31旅参谋主任，在该师的三个团长中，他排名较低。经过一系列的调动与晋升，他的职务逐渐提升，最终于1934年成为了第10旅的副旅长，并很快晋升为旅长。

但马励武的晋升并非完全依赖个人能力，而是依靠他在背后游走的“抱大腿”策略。进入抗战后，马励武参与了南口会战，并在战后晋升为第4师副师长。之后，他被任命为第91军第166师师长，但因为在与日军的遭遇战中指挥失误，导致部队损失惨重，马励武也因此被免职。

尽管马励武屡次遭遇职务变动，他并未放弃。为了寻求复职，他不断和蒋中正的亲信沟通，甚至诬陷他当年的上司郜子举。1939年，马励武被重新任命为第193师师长，并且参与了多个战役。尽管他一度受到了一些奖赏，但总的来说，他的指挥生涯并未取得显著的战果。

1943年2月，马励武被调任为第3集团军第29军军长。然而，他的晋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荣耀，而是陷入了和汤恩伯之间的复杂关系。汤恩伯原本把马励武视为潜在的继承人，但在实际工作中，马励武在汤恩伯手下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时刻被忽视。最终，马励武通过接近蒋鼎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直到他最终于1946年获得了第26军的军长职位。

到了1946年，马励武终于掌握了属于自己的部队——第26师，并开始在战场上展现自己的指挥能力。虽然整编26师的表现一度让他逐渐积累了声望，但在作战中，马励武的过于苛刻的指挥风格和对部队的严厉管理逐渐引发了官兵的强烈不满。更糟糕的是，他在临沂的战役中再次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导致自己的部队被全歼，并最终在峄县被俘。

马励武的军事生涯充满了复杂与波折。通过不断的政治“钻营”，他获得了许多升职机会，但其个人能力与指挥水平却始终未能给他带来显著的战绩。他的成功更多依赖于能否抓住机会与依附强势人物，最终，经过多次失败与波动，马励武的历史地位并未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显赫。